国家发改委“215经济茶座”第二期围绕“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阶段如何更好地发挥人才第一资源作用”展开讨论

  2017年2月，武汉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打响了城市“抢人”的“第一枪”，人才争夺的战火在城市间迅速蔓延。随着今年毕业季的来临，成都、杭州、南京、西安等30多个城市相继出台人才新政。买房打折、租房补贴、落户降标、项目资助、一次性奖励……为吸引更多人才落户本地，各地开出的价码一个比一个优厚。

  值得各界深入思考的问题有很多——各地掀起“引才热潮”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折射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哪些变化？对城市发展以及人才流动会产生哪些影响？政府该怎么样引导各地科学有效“引才引智”，更好地发挥人才资源在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及其重要的作用？……

  5月29日上午，这些话题被搬上了国家发改委“215经济茶座”第二期的讨论桌。“215”是国家发改委办公楼里一间普通会议室的门牌号。“215经济茶座”由国家发改委政研室发起并主办，致力于搭建委内业务司局与社会知名学者之间共议国家发展重大问题和公众重大关切的交流平台。这一期茶座邀请了五位知名专家学者——都阳、杨伟国、李震、牛犁、谭永生，围绕“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阶段如何更好地发挥人才第一资源作用”这一主题展开讨论。中国改革报社副社长、央视特约评论员杨禹担任茶座主持人，国家发改委政研室主任严鹏程，副主任孙涛、孟玮及地区司副司长张东强、就业司就业处处长孙中震等参加了讨论。

  一场空前的“抢人大战”正在城市间上演。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些城市对人才变得趋之若鹜？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都阳结合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谈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很多国家，从低收入水平、劳动力富裕过渡到中等收入的过程用了很久。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我国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压缩了，就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分别表现在快速的人口结构变化、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和户籍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配置功能。”

  他分析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新的知识和技术部门的扩张，和高技能工人之间是互补关系，就会导致现在城市迫切地需要以“工程师红利”替代越来越难以维系的“人口红利”。

  “我们的人口结构已经变化了，近年来，我国劳动力趋势性减少加剧了人才的紧平衡。”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牛犁及时给出了一组数据——2017年16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548万人，比上年多减少近200万人，同时，人口老龄化加快，2017年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4亿，比上年增加1000万人左右。

  “创新型、有活力的城市，通常都是年轻的城市。目前，我们的老龄化进程太迅猛，各地都在为未来储备年轻劳动力，以增强自身发展的后劲。同时，我们的生育政策从单独到两孩，生育大爆发并没再次出现。一减一增，减人客观存在，增人动力不足。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劳动力供给稍微缺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战略规划研究所所长谭永生纵论一番后话锋一转，他表示，我国劳动力人口不存在总量不足的问题，16岁~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仍就保持在9亿数量级。同时，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逐年提升，劳动力素质在逐步的提升，高校毕业生规模也仍然较大。“因此，这次‘抢人大战’的供给侧原因可能并不是非常明显，深层次原因肯定在需求侧。”

  谭永生分析认为，可以从外部因素和内部环境两方面来看这次的“抢人大战”。从外部因素来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各地都在做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实施规划，最后越发清晰地认识到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战略意义，都把人才提到很重要的位置。从内部环境来看，过去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只要存在“工资差”就能持续，随着发展阶段的转变，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出了对人才的新需求。不管是城市群还是城市的发展，甚至是产业体系转型升级，不能离开高素质人才的支撑。

  “我国进入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阶段，这次各地引才热潮也体现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出现深层次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从人才流动方式、人才引进类型、人才流向区域三个方面阐释了此次各地引才表现出的新特点。从人才流动的方式来看，表现为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人才自由流动、九十年代以来的企业主导，到近期的政府积极推动；从人才引进的类型来看，表现为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农民工、小规模引进关键领域高品质人才为主，转变为近期大规模吸引青年人才；从人才流动的区域来看，表现为由前些年东部沿海地区为主，到区域性中心城市为主、其他中小城市积极跟进。

  人才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积极的因素。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发展的规模和层次。

  虽然此次的“引才热潮”可能引发政策的负外溢效应，比如对房市调控的干扰、高考移民问题、加剧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马太效应”等，专家们在讨论中都无一例外地肯定了其非消极作用，特别是从各地对人才的重视上折射出的发展理念的转变。

  “长期来看，积极因素是比较多的。以前是‘以物为本’，现在转向‘以人为本’，这说明地方已经转变观念，从‘招商引资’向‘招才引智’转变，至少这一点我们该肯定。”谭永生说，从各个国家发展历史来说，人才的短缺是常态。一个城市招才引智，对其消费乃至创新产业链，都会起到正向的作用。

  对于人口或者人力资源向中心城市集中，杨伟国说，从创新角度来看，这其实不是一件坏事。在人口集聚度慢慢的变大的情况下，创新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某种程度上讲，户籍制度及附属的一些制度安排是劳动力市场充分竞争和高效运转的障碍。”都阳围绕户籍制度改革谈了此次引才热潮的积极影响。“相比于农民工等就业群体较为关注当期收入，大批青年人才更看重户籍及其附加福利。这次各地普遍将落户作为重要政策手段，无形中也松动了户籍制度的制约，有利于人才资源的自由流动。”

  “为了更好地吸引人才，很多城市户籍门槛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实质性降低，这个也符合中央新型城镇化的要求。”杨禹肯定道。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秘书长李震给出了一个动态的视角。“地方政府引进人才之间的竞争，基本出发点是好的，应该积极引导和鼓励，让他们通过竞争逐渐完备政策。从去年2月到现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已经到了‘2.0版本’，新一轮引才政策和最初的政策相比已经有了很多进步。”他举例说，苏南地区通过产业的发展来吸引人才，贵阳通过大数据产业实现了引进人才的精准施策；杭州的引人政策也比武汉、长沙更有明确的目的性、更具体、更细化。

  引才热潮产生的“鲶鱼效应”毋庸置疑，这将激发城市主动作为、谋划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在竞争中推动各地经济稳步的增长。此外，发展的潜在能力较大的二线区域中心城市从人口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较为紧张的一线特大城市吸纳人才，更有助于人才资源的均衡配置。

  对于这次“抢人大战”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专家们在讨论中也没有回避。他们在讨论中主要谈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抢人政策跟户口、购房资格挂钩，不利于短期的房地产调控，引才政策或成为房地产市场炒作的推手；二是人才大战地区出台的政策过于同质化，还有地方不断地给政策“打补丁”，影响政府公信力；三是加剧区域发展不均衡不协调，有极大几率会出现“人才鸿沟”，西部人才也许会出现“断层”或者“抽空”，三四线城市或受到一二线城市“抢人”的严重冲击；四是短期内人才跨地区的快速流动聚集，如果就业机会和配套公共服务等跟不上，引进人才却留不住人才；五是引才政策可能对农民工等其他劳动力群体产生一定“挤出效应”，造成城市困难群体就业压力。

  “一些地方政府在引进人才方面是有些冲动的，决策过程很着急。”李震指出，多地连续密集出台引才政策，会加剧地方发展中的“人才恐慌”，导致城市间脱离发展实际的需求、出台非理性不可持续引才政策，甚至形成盲目攀比和恶性竞争。同时，也会抬高人才对待遇的预期，造成引入政策边际效用递减。

  5月16日，天津发布“海河英才”计划，其中，全日制高校本科毕业生不超过40周岁就可以在天津落户。虽然入场时间晚，但却将这场“抢人大战”推向高潮。

  抢一时热闹易，留长久人心难。在落户火爆场景背后，“户口空挂”现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何谓“户口空挂”？即户在人不在，这无疑背离了此次城市引才的初衷。

  “学生，包括高品质人才，通过户口、购房补贴来了，假如没有后面相关产业组合，引进的人才可能很快会流入其他城市。”李震说，引才只是手段，而不是终点。人才最看中什么？首先是发展机会，其次是城市环境，然后才是房子和钱。因此，人才最终能否留住，关键看有没有适宜其发展的环境和土壤，能否建立适合人才长期发展的良好生态，有效形成“人才黏性”。

  人才的流动主要受什么因素影响？谭永生表示，人才是微观主体，是流动的资本。人才往啥地方流动，是一个“用脚投票”的博弈和选择过程，会有自己的成本收益分析。

  城市求贤若渴，良才择木而栖。牛犁认为，政府要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配套公共服务，才能真正把人才留住，取得长久的发展。

  “如果是产业人才的话，产业高质量发展环境很重要。”李震围绕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谈了自己的看法，“人才集聚必然带来产业的集聚，产业集聚以后形成地区独特的优势。但不是引进个别人才后，就能带动一个产业的发展，必须有一批人能到这里，能够在这里共同地创业、发展，才会形成这个地区的独特的人才群体优势。这种群体优势就会吸引到相关产业，包括他本身就能创造产业。”

  对此，杨禹也分享了自己的观察。“国外的工程师，很多都有泡咖啡馆的习惯，因为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才聚集在一起可以交换想法，下一次的技术突破和创业机会也许就在思想碰撞中产生了。”

  “人才选择去啥地方，通常会考虑三方面的要素：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交往环境。”杨伟国延续杨禹的话题，强调了人才交往环境的重要性。“显然，它跟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不一样，这是第三环境。交往环境既包括跟不相同的领域的人打交道更新知识、触发创新的环境，也包括人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动物的社交需求。”

  一个城市的人力资源结构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结构之间怎样更好地匹配？杨伟国表示，各地应精心谋划城市的发展的策略布局，因地制宜制定地方人才发展的策略，将人才引进和产业体系调整、企业实际的需求相结合，促进产业体系和人才资源结构相匹配，以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优质就业岗位。“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要充分的发挥政府和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谈及政府引导各地有效引才引智，谭永生强调，要确保引才政策与国家发展的策略相衔接。比如乡村振兴战略、“一带一路”建设，都需要从全局层面加强人才保障。中央能够最终靠加大转移支付等手段，提升中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探索设立中西部人才引进基金。“引才引智是新形势下地方的政策尝试，应该给各地一定的探索试验空间，通过‘让子弹飞一会儿’，观察政策效果。市场的事情，还是该交给市场，政府不必过多干预。”

  杨伟国给出的建议，思路更加开阔，跳出了各地之间的人才之争。他认为，应该引导各方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各地应该充分的发挥现有人才积极性，用好人才存量；引才引智不用局限于特定教育水平，应建立层次丰富的人才资源储备，细化市场劳动分工，提升经济运行整体效率；还能采用“柔性引才”方式，不求人才为我所有，但求人才为我所用。

  对于扩大人才增量的举措，他提出，各地之间应避免引才的“零和博弈”，可以将范围转向海外，积极吸引全球高品质人才，注重用好海外华人华侨资源。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建立人才资源持续提升的长效机制，加大力度培养人才、储备人才。（中国改革报记者 付朝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