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始终在无怨无悔支持东部发展。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现在都到了重新调整区域关系，实现区域平衡协调的时候。这对国家未来长久发展与稳定和谐都意义非凡。但这种调整难度很大，绝非易事，至少有以下这一些因素和阻力。

  改革开放40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在空间布局上的最大变化就是重心严重东移南倾。仅东部六省市的经济总量就几乎占到全国的一半，吸纳就业的劳动力数量巨大，外贸出口和国家财政收入也高度依赖这六省市。其中任何一个省的经济总量就超过西部数省区。调整区域关系本身包含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这个决心不好下。

  东部地区的经济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市场之间的竞争压力大，中央决策部门自然会担心调整政策后影响东部。同时，国家在经济上多年形成靠东不靠西的惯性思维，在具体政策制定中，也形成了对东部的惯性倾斜与效应预期，政策给东部作用会更大效果会更好，有新政策首先想到给东部。西部、东北和别的地方经常感受的所谓天上飞的政策多，能落地的政策少，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东部地区与别的地方的经济关系，在多年的发展中已发生根本性改变，原来的区域分工—合作—竞争关系已经式微，生产中心—消费市场的主导—依附型区域关系已形成。尤其在轻工业产品和一般工业品上很明显。这种格局要改变并不是特别容易。同时，国家多年实行的倾斜性政策也形成了东部的习惯性依赖。再加上地区本位意识，总会觉得自身还有许多发展空间和不少问题，在政策和利益追求上自然是多多益善。

  区域不平衡从人均产出和收入差距来观察，实际是经济要素与人口分布在空间上出现失衡，即过多的人口聚集在经济要素较少的地区。这说明人口在区域之间流动存在黏性现象。即人口和劳动力在决定是不是流动时，不仅会考虑流动成本和风险高低，还会考虑别的的相关因素，并不是纯粹的收入驱动。这种现象在一些农村很典型。一方面会加剧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难度，同时也证明了实现区域平衡和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对偏远地区和一些农村来说尤其如此。

  我国区域关系目前正在发生新的裂变。从总体看，东部六省市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性上升，但经济总量和就业的重要性出现下降趋势，其他一些地区的地位和重要性开始上升。一是东部六省市的区域发展成本已经抬升。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向东南亚转移，部分电子工业、大数据产业向西南转进，就是重要信号。二是我国已经走过工业化推动经济高成长时期，步入城市化和第三产业推动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新阶段。重庆、陕西、宁夏和内蒙古等一些省市区开始加速发展甚至异军突起，就是很典型的例证。根据变化的趋势，立足长远，重新评估不一样的地区未来的发展可能和潜力势在必行。事实上，单纯依靠东部地区，不能解决中国的全部问题。

  电商和邮寄的发展，使得工业和生产企业在空间与地域上流动的可能性逐步降低。生产制造、设计服务等智能化和机械化的发展，也会降低企业地域流动的可能性。运输费用和成本的降低、运输效率的提高、运输时间的缩短，会扩大产品的销售半径，同样会降低企业空间与地域流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