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满80岁的张德良身体还很硬朗，为了给湛江一所初中的学生做科普，他前天傍晚刚从北京飞到湛江，原认为能少穿些衣服，但刺骨的寒风还是让他穿上了厚外套。至今，像这样的科普，他已经做了700多场。张德良是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他的老师正是鼎鼎大名的钱学森。“他的拳拳爱国之心是科学家的楷模。”60年前，他远赴西北大漠，参加、氢弹的试验工作。说起钱学森、郭永怀、程开甲等“两弹一星”元勋，张德良依然心潮澎湃。在湛江，他向记者讲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张德良出生于江苏无锡，他和记者说，1955年，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回到国内后，周总理安排他们先到全国各地走访了解国内情况，走访中，钱学森被当时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高潮和热情所感动，立刻要求参加工作，1956年他向党中央建议，要建立一所学校，培养我国的高科技人才。

  195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在北京成立（学校1970年迁至合肥），由郭沫若担任校长，钱学森担任学校力学系主任。就在这一年，张德良成为全国学生中的佼佼者，进入中科大力学系学习。

  张德良说，钱学森不仅给学生上课，还定期给学生作报告，每次都座无虚席，甚至清华、北大等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都会慕名而来听课。“每次星期三上课的时候，钱学森都非常的努力，从上午8时一直上到中午12时，没有一次缺席。”张德良说，到了学校之后，他就师从钱学森和郭永怀，学习和研究空气动力学、火箭技术和爆炸力学。

  所有力学系的学生就遇到了学习工具上的困难——没有计算尺。“当时没有计算机，要做计算，就必须要有计算尺，可是计算尺一把要54元，我们这些穷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只有12元，买计算尺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学生们的情况很快就传到了钱学森的耳朵里，他二线元，为力学系所有学生都买了计算尺。

  张德良后来才知道，这11500元是钱学森的著作《工程控制论》所获得的全部稿费和奖金，“这本书是钱学森1954年时撰写的，至今都是工程控制领域的权威著作，钱学森因此被称为工程控制之父。

  1956年，《工程控制论》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他因此获得这笔奖金。钱学森有句名言‘我姓钱但不爱钱’，他对学生很大方，自己一个公文包用了50多年没换过。”在他看来，钱学森的拳拳爱国之心是科学家的楷模。

  张德良说，为了让力学系的学生好好学习，钱学森还亲自为他们撰写教材和书稿，并指导学生怎样研制火箭，“当时我们成立了一个火箭小组，这个小组就是专门做一些小模型火箭发射实验的。”

  钱学森治学的严格同样让张德良记忆深刻。他给学生们提出了“三严”的要求：严谨、严格、严厉。有一次小测验，一个学生粗心把第一宇宙速度写成了7.9m/s，钱学森第二天来上课，进入教室就厉声责问：“是哪一位同学说的，第一宇宙速度是每秒7.9米啊？”

  张德良说：“那个写错的同学吓得不敢吭声，钱学森就接着说，‘每秒7.9米，好家伙，自行车都比你快，你还想上天去啊’。接着钱学森又教导同学说，‘你们毕业以后都要去做大事业的，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马虎，你们一个小数点、一个单位的错误，很可能会造成死人的’。”

  期末考试，钱学森就给力学系的学生出了两道题，并表示：“这是开卷考试，你们可以把书都带到课堂里来，就不可以讨论。”

  张德良至今还记得，“第一题总分30分，是一个概念题，一般能拿到20分左右，但要拿到25分就很难了；第二题的题目是，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在返回到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并求出解。”

  “其实这两道题，在任何一本书上都找不到答案，大家从早上8时考到12时，没有一个人敢交卷，钱学森说没事没事，大家先吃饭去，吃完饭回来再考，于是我们中午1时吃完饭再考，一直考到下午6时，最后钱学森只能让大家交卷了。”

  张德良说，这份卷子一交上去，钱学森的助教一批，80%的人都不及格，考得一塌糊涂，他们这批学生都是全国优秀学生中挑选出来的，这样的分数几乎任何一个人都垂头丧气，钱学森为了不打击我们的积极性，把每个人的成绩开方再乘以10，算是我们的最终成绩，“就是如果你考了36分，开方就是6,乘以10就是60分，这样你就算及格了。他这样算分之后，我们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才算通过了考试。”

  张德良说，考试结果让钱学森很不满意。最后他要求这一届的力学系学生都要延迟半年才能毕业，“他说，你们这些学生基础太差了，必须要多学半年，这半年时间，我们做了3000多道挺难的数学题，还学完了一本《工程中的数学方法》，我们没日没夜地学，简直苦不堪言。但现在我们回头看，我们后面能取得一些成就，和钱学森的‘严格’‘严谨’‘严厉’是分不开的。”

  张德良和记者说，钱学森培养的他们这一批学生，毕业后都要投身航天、军工和核试验领域。在毕业前，他得到的消息是派他研究火箭，但真正调令下来时，却是派他去做核试验。在核试验基地，他的领导正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

  “郭永怀和钱学森是同门师兄弟，是钱学森写信让他回来的，回国后，钱学森特别高兴地对郭永怀说，‘我负责火箭和导弹，你就负责和氢弹’。”张德良说，郭永怀也是他的老师，在中科大化学物理系担任系主任，“他教我流体力学、黏性流体力学。我工作以后，就跟着他了。”

  “今年12月5日，是郭永怀牺牲50周年的日子。”张德良说起郭永怀牺牲时的场景，至今都有些激动，“那时候我们正在做氢弹的研究，周总理让郭永怀到北京汇报工作，但很不幸，飞机在北京上空发生故障，着陆后冲出跑道，整架飞机都被烧毁了。

  后来打开飞机舱门时，看到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人都已经烧焦了，当人们把他们分开时，大家都会忍不住落泪，他们抱着一个公文包，公文包里装着马上要去向周总理汇报的重要数据资料。郭永怀逝世半个月后，我国的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

  “两弹一星的研制，其实汇聚了我们的祖国上百万人，我们集中力量办成了大事，也让我们的祖国从此不再害怕受欺负。”张德良说，当时来到核试验基地，他只是郭永怀手底下的“小兵”，负责计算核爆炸之后产生的冲击波。

  “我要计算的就是、氢弹爆炸产生冲击波的速度、压力等一系列的数据，当时我们离爆炸中心点每隔几十米就安放一个检验测试仪器，爆炸结束后，再把仪器收集上来。”张德良说，除了地面的仪器测算，当时还有空中的测算，为保障数据准确，一次核试验往往分好几路人马分开来测试，最后再将得到的数据绞合到一起，“刚刚去世的程开甲当时也负责一组核试验数据的测试，我们大家常常要一起开会，把得到的数据交换，事实上我们当时的数据测得非常准确。”

  张德良至今难忘1964年10月16日的罗布泊，我国第一颗试爆成功。沙漠里升起了蘑菇云，人们兴高采烈，中心爆炸温度高达1000万摄氏度，因此离中心点1公里范围内所有的物体都被汽化，他当时安放的很多监测仪器也都被烧毁了，爆炸之前，在中心点做准备工作的人，都写好了遗书。

  爆炸之后，随气温逐渐变低，原先被汽化的物体逐渐冷凝成了一个个黑色的玻璃球，留在了沙漠上。

  张德良把青春都献给了西北苍凉的大漠上。他说，当时试验区的条件非常艰苦，基本上没有什么蔬菜可以吃，但国家始终优待奔波在一线的科技工作人员。“为了给我们改善伙食，部队亲自在内蒙古打了1000多只黄羊，送过来给我们吃。”

  如今快80岁的张德良身体还很硬朗，他没有“三高”，也无另外的慢性病，采访当天给学生上课要爬六楼，张德良的步履还很轻盈。他还是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他还带了一个博士研究生，等到明年这位学生毕业后，就不再带了。他说，没那个精力了。

  如今，张德良已经把重心放到了青少年的科普上。早在2008年，他就开始到北京市的一些中小学校宣传科普，因为科普做得好，中小学生们爱听，他被吸纳到了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到现在，他在全国各地已做了700多次演讲。

  因为长期参与航空航天和军工领域的重点项目，到现在，张德良对我国的导弹、火箭、飞船依然如数家珍。

  每次到学校做科普，他都会向学生们介绍我们的祖国国防科技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

  当天，正值“嫦娥4号”成功发射，他向学生们介绍，“嫦娥4号”月球探测器将进入环月轨道，并来到月球的背面实现软着陆。

  当记者问他，像他这样的科学家跑来给中小学生上课，是否有些大材小用时，张德良回答说：“我并不觉得，让年轻的孩子从小产生对科学的兴趣很重要，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繁荣昌盛的年代，知识和创新在这个时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图、视频/记者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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